2022年中国经济现状与未来走势分析

2020年上半年，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世界政经格局造成重大冲击。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大幅下滑，消费、投资增速出现断崖式下跌。随着我国对疫情的有效防控，二季度实现大部分复工复产，消费、投资、工业企业利润等的降幅均出现不同程度收窄。但受全球疫情蔓延及世界变局的影响，疫情不仅对中国对外贸易增速形成拖累，也导致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新调整及贸易保护主义叠加，加剧了经济下行压力，我国经济复苏的前景仍不明朗，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劳动力市场冲击大，就业、收入、劳动力流动影响明显，用人需求与求职人数均有较大幅度下降，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加大，复工复产仍需稳步推进，不同地区、群体和行业的影响差异较大，再加上包括南方部分地区洪涝等自然灾害，稳就业、保民生的压力仍不容忽视。家庭债务持续累积，受疫情冲击影响，不同收入群体间家庭流动性差异加大，低收入家庭流动性面临枯竭风险。劳动力市场的震荡和收入不确定性的增加导致消费恢复缓慢。受抗疫所采取的区域隔离和政策调控举措的影响，中小银行区域性经营的局限性凸显，其风险加速积聚。为对冲疫情影响，稳定地方经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压力持续增加，极易与影子银行等金融风险交织传染，需警惕财政金融风险反弹回潮。银行风险溢出自2月以来连续上升，尤其是中小银行的风险溢出比例上升速度高于平均水平，银行系统的总体稳定性有恶化的苗头。疫情冲击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大幅震荡，当前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区间内双向波动，人民币长期贬值压力不可忽视。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经济在新冠疫情冲击下正陷入衰退境地，加上全球性、地域性政经摩擦和冲突导致的不确定性急剧上升，更对下半年经济运行提出了严峻挑战。中国在应对外部挑战的应立足于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如课题组一直分析强调的，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依然是内部的结构性失调，长期增长潜力仍未得到充分释放。通过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倒逼深层次的结构性、体制性改革，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并能够实现内外部相互促进，辅以一定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对冲政策，将有助于释放经济增长潜力、稳定就业保障民生。课题组充分重视对各种风险的防范，对不同情景下的经济走势、短期政策应对和中长期治理，有如下主要结果和观点。基于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预测模型（IAR-CMM）的情景分析和政策模拟结果，课题组测算，在基准情景下，2020年全年实际GDP 增速约为1.2%，CPI 增长 2.9%，PPI 增长-2.2%，GDP 平减指数增长1.0%，消费增长-0.7%，投资增长1.7%，出口增长-4.3%，进口增长-9.0%，人民币兑美元汇率（CNY/USD）将在7.05附近双向波动。考虑到中国及其他国家疫情发展情况、基础建设及制造业投资回暖、消费补贴政策拉动内需、贸易摩擦升级、自然灾害等因素，课题组作出如下7 种情景分析： 1) 情景 I――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复工复产率稳步提升，乐观情形下，假设 2020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高于基准 5.1 个百分点和消费同比高于基准 0.6 个百分点，全年实际GDP 增长 2.0%；2) 情景II――消费刺激政策拉动内需，保守乐观情形下，假设政府出台刺激消费政策导致2020 年我国消费同比增速高于基准 0.2个百分点，全年实际 GDP 增长 1.4%；乐观情形下，假设政策力度加大导致 2020 年我国消费同比增速高于基准 0.3个百分点，全年实际GDP 增长 1.5%；3) 情景III――基础建设、制造业投资持续回暖，保守乐观情形下，假设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高于基准 0.3 个百分点，全年实际 GDP 增长1.4%；乐观情形下，假设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高于基准 0.5 个百分点，全年实际 GDP 增长 1.5%；4) 情景IV――中美贸易战情况继续恶化，科技领域摩擦加剧，全球贸易保护盛行。保守悲观情形下，假设 2020 年我国出口同比增速低于基准 0.8个百分点，全年实际 GDP 增长0.9%；悲观情形下，假设 2020 年我国出口同比增速低于基准 1.8 个百分点，全年实际GDP增长 0.7%；5) 情景 V――外部环境由于国外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而持续恶化，保守悲观情形下，假设 2020年我国出口同比增速低于基准 2.8 个百分点，进口同比增速低于基准 1.4 个百分点，全年实际 GDP 增长0.6%；悲观情形下，假设 2020 年我国出口同比增速低于基准3.6 个百分点，进口同比增速低于基准 1.5 个百分点，全年实际GDP 增长 0.4%；6) 情景 VI——国内疫情出现局部暴发，由于加强防控导致的复工复产停滞，保守悲观情形下，假设 2020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低于基准 1.8 个百分点，消费同比低于基准 1.7 个百分点，全年实际 GDP 增长0.1%；悲观情形下，假设 2020 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和消费同比均低于基准 2.1 个百分点，全年实际 GDP增长-0.1%；7) 情景VII——自然灾害导致农畜业减产、物价上涨，叠加外部环境恶化，悲观情形下，假设 2020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低于基准 2.1 个百分点，消费同比低于基准 2.3个百分点，出口同比增速低于基准 4.1个百分点，全年实际 GDP 增长-0.4%。课题组就各种假设情景探讨了政策力度的选择。根据 IAR—CMM模型的分析，假设基准情景下全年恰好能实现 900 万新增城镇就业量目标，则在不同情景下稳就业所需的政策力度分别为：情景 IV的保守悲观情形下，财政赤字需要增加 2524.5 亿元，超过预算赤字6.7%，全年赤字率约为 3.9%，悲观情形下，财政赤字需要增加4207.6 亿元，超过预算赤字11.2%，全年赤字率约为 4.1%，并且货币政策方面需要额外降准 1 次 50 个基点；情景 V的保守悲观情形和悲观情形下，财政赤字分别需要增加 5049.1 亿元和 6732.1 亿元，分别超过预算赤字13.4%和18.0%，全年赤字率分别约为 4.2%和 4.4%，并且货币政策方面需要额外降准 1 次 50 个基点。在情景 VI的保守悲观情形和悲观情形下，财政赤字分别需要增加 9256.6 亿元和 10939.7 亿元，分别超过预算赤字 24.7%和29.2%，全年赤字率分别约为4.6%和 4.8%，而货币政策方面还需要额外降准 2 次，每次 50 个基点；情景 VII下，财政赤字需要增加 13464.2 亿元，超过预算赤字 35.9%，全年赤字率约为 5.0%，货币政策方面还需要额外降准 3次，每次 50 个基点。在情景 VI 和情景 VII 下，课题组并不建议采用如此激进的短期需求管理政策来达到稳就业目标。课题组基于结构模型进行政策模拟发现，(1)货币政策乘数和财政政策乘数均显示出较为明显的逆周期性，即政策效果在经济衰退时期好于经济繁荣时期；(2)疫情使得货币政策乘数减小，财政政策乘数增大。短期经济刺激政策具有逆周期性的原因包括投资调整成本，价格粘性，金融摩擦等非线性及非对称机制。金融摩擦机制削弱了货币政策对民企产出的促进作用，在金融摩擦消除后，货币政策乘数与财政政策乘数均会上升。在疫情冲击下，居民的消费行为会增加感染风险而使得消费弹性变小，央行的货币政策效果下降。扩张性的财政支出会导致利率的上升从而挤出消费。由于利率的挤出效应下降，财政乘数在疫情冲击下反而增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对产出促进作用的逆周期性与在疫情期间不同的刺激效果对制定宏观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前我国经济在疫情冲击下面临较大压力并且亟待复苏，宏观政策应当发力。优的经济政策规则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配合，这样的政策组合要求财政政策分担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任务，也符合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应该更多关注结构性问题，更加重视对民营企业的帮扶。如前所述，当前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其后果超过 2008 年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甚至超过上世纪20、30年代的世界大萧条。这也让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年来持续下滑的情形雪上加霜，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困难。更严重的是，疫情造成了的断裂带，影响深远，表现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加剧了中美关系的紧张，将严重影响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的世界格局和秩序，疫后将更为明显，令世人担忧。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近（7月9日）在中美智库媒体视频论坛上的致辞中就表达了这样的担忧，并认为：“中美关系这对世界上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也面临建交以来严重的挑战。”的确如此，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将决定世界走向，而中国和美国分别和共同作出的战略选择将决定世界的格局和未来。如果双方找不到一个妥协的平衡点，有可能会形成以美国为首和中国为首的两极，导致一个世界，两个阵营，两种体系，两个市场。立足自身来看，中国要解决外部的危机和内部的挑战，应从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加以应对，关键是要根据国家发展与治理三要素（即：包容性经济制度，国家能力和政府执行力，以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包容透明的社会治理）进行深层次的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建立健全更为广纳式的包容性市场经济制度，以实现跟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趋同，尽量避免出现一个世界，两个阵营，两种体系，两个市场。中国还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将国家能力和政府执行力用到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避免政府角色越位、错位、缺位，有效弥补市场和社会的失灵，加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包容透明的社会治理。只有这样才能和平融入到世界现存体系中去，成为得到各国信任和拥护的真正世界强国。对中国如何从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进行综合应对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课题组有以下主要观点：1.在经济关系上要形成更广泛的自由贸易统一战线，为此要避免过度强调和宣扬政府主导，应凭着中国巨大的市场和充满活力的经济，加快推进中欧、中英、中日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主要多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或升级谈判，积极探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可行性。还是要尽可能与美国缓和经贸关系，继续贸易谈判，扩大经贸关系，中美两国毕竟是经济来往相互楔入很深的两个大经贸国，双方都从中获得了巨大好处。面对疫情给资本安全、供应链安全带来的巨大冲击，中国不能走向封闭，在加强国内循环的国际循环绝不能丢，应该推动向世界经济体系趋同的对外开放，大力减少市场壁垒，以公平竞争、共同利益和共享价值观来凝聚自由贸易的同盟军，确保自身供应链、产业链、资金链安全，避免中国在新一轮格局调整中被排除于世界经济贸易体制之外。要以开放倒逼化改革深化和营商环境优化，以竞争中性、所有制中立的原则进行体制性、结构性改革，形成国企、民企、外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增强经济制度的包容性。政府主导、行业壁垒及高关税的发展模式不仅不利于提高效率，勃发创新力，也引起了他国的强烈反弹。2.在政治关系上应把握新冠疫情全球协同治理的时机，积极争取各国对中国的政治支持，尽量避免过度宣扬自己的制度优势，以免经济问题政治化，避免将中美经贸摩擦扩散到以意识形态作为典型特征的冷战中去，这特别不利于中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合作发展。历史经验表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对中美两个大国更是如此。中国需要寻找不同国家利益交汇点，凝聚不同文明价值的大公约数，增加社会的包容性和透明度，以此增加相互信任感，构建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不仅仅要与非洲国家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建立良好联系，更要衔接西方国家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形成更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以及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法宝，需要继续坚持和运用。在世界抗疫的艰难时刻，中国不容回避大国责任，应采取无差别救死扶伤政策提供国际支援防控。3.在国际关系上中国需要避免多线作战，要处理好有所作为和韬光养晦的辩证关系，不轻易抛弃存异求同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方针。尤其在对外宣传中，既要传播中国好的一面，也要客观展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种种不足。例如，在制造业方面中国已经拥有了联合国所有工业门类的制造业，但中国的制造业水平总体不高，关键材料、核心部件还严重依赖进口。中国当前急迫的依然应该是解决国家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包括国富民穷及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这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来为中国解决发展问题创造时间和空间。中国要通过加强对话来让其他国家准确了解中国的国家意图，尤其要加强跟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沟通，避免出现战略误判、战术失当，需要警惕国内激进民族主义势力所带来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