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贯彻“一带一路”倡议，实体企业走出去是前提，平台企业是境内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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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华一仪表来说，能从华一（香港）即期收到货款，又能在60天后才在信用证项下付款给新加坡公司。此间有50天左右，可以自由使用这笔货款。
这么做的动机如下：
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境外设立进出口平台公司，打通了境内外贸易路径，可以更好地利用境内境外两个市场，境内境外两种资源。更重要的是，引进境外优质高效的金融资源成为可能。
引进境外低成本资金。华一（香港）公司TT汇进来的资金，是在收到巴基斯坦银行的信用证承兑电报后，在香港贴现所得，利率相对较低。通过在境外设立出口平台，为引进境外低成本资金创造了条件。做大境外平台流量。境外平台的贸易流量做大之后，就有可能从当地银行获得授信额度，可以独立地在境外银行开立信用证，或者获得贸易融资。这样，境外平台逐渐壮大。打造实体经济走出去的桥头堡。要贯彻“一带一路”倡议，实体企业走出去是前提，平台企业是境内企业“一带一路”上的桥头堡。平台企业可以作为进出口贸易的中介，也可以作为跨境并购的主体。
2. 纯粹套利的转口贸易
如果浙江的一家贸易企业，跑到天津某银行去开户，存入百分之百保证金（或者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开立180天进口信用证。从新加坡采购标准铜，再转口卖到香港。香港买家即期TT回款。货权凭证是标准仓单，由世界**仓储公司出具。
这样的交易结构，目的何在？（图3）
如果境内购买理财产品的收益是年息6%，境外资金成本是4%（包括汇率锁定费用），那么开立一票信用证，在资金上就可以有2%的收益。如果TT回款被用来再次开立信用证，就又有2%的资金收益。这样可以获得循环收益。
这是典型的套利型转口贸易。特征有四：信用证期限较长、标准仓单、有色金属、银行低风险业务。
3. 进口业务变成的转口贸易
此时，企业A能到法院申请止付令吗？
经查，此笔转口贸易背景真实，企业A已经收到货物，已经转卖完成，并且收到货款。企业A并没有受到欺诈，怎么去申请止付？
即使申请人去法院申请到了止付令，那有如何？受益人已经履行了合同，贸易背景真实不虚。受益人此时已经办理了信用证项下的议付。此时的议付银行是善意第三方，理应受到法律保护，开证行无论收到止付令与否，都要向议付行付款。
企业A还在，业务员的逃之夭夭，让企业A背上了巨额债务。内部管理之混乱可想而知。
开证行有了巨额垫款，需重新检讨当初的客户准入是否出了问题。同时，对于该企业资金流的管控，是否流于形式？
2. 贸易背景引发的合规风险
首先，正本FCR能替代正本提单吗？
信用证条款接受FCR或者海运提单。交单时，受益人提交的是FCR（FREIGHT CARGORECEIPT)，此种情况银行能否接受？
客户这么做是有原因的。因为受益人是钢厂，目前钢材涨价，钢厂强势。钢厂把钢材运到码头以后，就提交仓库签署的货物收据（FCR)，要求受益人付款。此时，货物还没有装船，自然没有海运提单。
此种情形，一些地区的监管部门不一定认可，因为无法用正本海运提单来证明贸易背景。
其次，LOI能否替代正本提单？